李潔敏對中新網記者說，她的房租從600元變成了現在的3000元，住宿條件得到一些改善，5年來，她搬家的原因不外乎工作變動和收入增加。
　　來自湖南長沙的吳懷是“搬家”的博主，她獨自運營該微博號一年多，累積了10萬的粉絲數，她在簡介中給自己貼上了“舊家情感寄托站”、“傾聽你的搬家故事”等標簽，已經轉發了數千條網友搬家的經歷和心得。
　　今年年初，他終于搬離雙橋，和同學一起又住到了北五環外的史各莊鄉，一個和當年的唐家嶺地區類似的城中村，在張博的描述中，那里“人多而雜”。
　　盡管在統計中，北京的流動人口增速持續放緩，但張智新告訴中新網記者，從宏觀上講，大都市化是全世界的大趨勢，優質資源和要素仍會繼續向大城市集中，從職場前景來看，北上廣深等城市仍具有更多的機會和創新優勢。

　　“那次是我自己搬的，沒有找搬家師傅，剛來北京不久，東西還比較少，就和其他三個同學一人背一個包，上了地鐵，路程比較遠，還挺辛苦的。”他說。
　　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副教授李溪喧告訴中新網記者，大力建設衛星城、衛星鎮，分散、分區建立不同的產業園區，有利于緩解交通壓力，他表示，“如果在衛星城鎮之間合理規劃公共交通系統，再加上市鎮內的公交車、共享單車，有可能減少年輕人頻繁搬家的現象。”


　　來北京工作七八年的吳懷，保持著每年搬一次家的頻率，她觀察到北京搬家市場存在的亂象，以至于她稱自己的每次搬家都是“噩夢”。


　　據2016年的一份租房報告顯示，在北京，租客平均換房時間為11個月，大部分在8到14個月之間，這意味著，北漂族平均一年左右就需搬一次家。房租上漲、中介費難退回、東西太多不得不扔……每搬一次家，總有新的挑戰擺在漂族的面前，但不管搬了多少次家，一年，兩年，甚至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人仍然選擇堅守。
　　2016年，國家衛計委發布《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報告顯示，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已達到2.47億人，占總人口的18%，相當于每六個人中就有一人在“漂”。

　　盡管北京的搬家市場廣闊，但近年來不斷涌現的互聯網搬家平臺還是對上述受訪者吳偉的工作造成了不小的影響，他表示，打他電話的人雖然多，但最后敲定的活兒沒有幾個，他也在考慮擴大業務范圍，不然只能選擇轉行。
　　他說，“北漂堅持一年，能說你是試一試；堅持兩年，闖蕩闖蕩；堅持三年，小伙子不錯；堅持五年，可能收入還行；越堅持，也許會越幸運……”




　　吳偉告訴中新網記者，“我一般夏天比較忙，那是大學生剛畢業的時間節點，換房、搬家的需求量大。”
　　某租房網站發布的一份北京租房報告顯示，在北京的常住人口中，選擇租房的比例將近37%，租客年齡在20到30歲之間的居多，平均每11個月換一次房，大部分在8到14個月之間，“穩居”已經成為很多租客的奢望。


　　當李潔敏已對搬家游刃有余的時候，2016年初，90后的張博才剛剛來到北京。他的老家在山西太原，到北京最快的一班高鐵列車只需2小時32分鐘，而他所經歷過的一次地鐵搬家——從位于北五環外的平西府到東五環外的雙橋，花了他近兩個小時。




　　首都經貿大學城市經濟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張智新在接受中新網記者采訪時坦言，頻繁搬家是目前在大城市打拼的中國年輕人必須付出的生活成本和職業提升的成本，他說，上海大眾搬場，“如果你想要未來獲得更多機會和可能，就需要考慮到自己能否承受得了這些壓力。”
　　“傾聽你的搬家故事”
　　“北京是大城市，工作機會多，我還年輕，想出來闖一闖，不希望等老了再后悔。”張博道出了很多北漂族的心聲，他在微博上發出一段自己拍的搬家視頻，他和三個同學坐在一輛小貨車上，沒有頂棚，和所有行李在一起。
　　“我見過很多拎著大包回老家的人，也送走不少去郵局寄行李回家的人，北京是個奮斗的城市，能留下來實屬不易，我還是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發展出一片天地。”吳偉說。（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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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博在網絡上發出視頻不到半個小時，名為“搬家”的微博號便轉發并評論說，“搬家不應該是痛苦的，坐在車上太拉風了。”
　　2010年春天，河南人吳偉正趕上當時啟動的唐家嶺地區整體騰退改造工程，做起了搬家生意。那一天，他剛剛24歲，和現在很多立志在北京干出一番事業的年輕人同齡。七年來，他從幫80后搬家，到為90后服務，如今已年過三十，而那些需要他搬家的人，卻永遠停留在20多歲。
　　因此，這些城市普遍存在人流過大、交通擁堵等問題，在此奮斗的年輕人一旦換了工作單位，勢必要考慮諸多因素，搬到一個對他們說來生活相對便利的住所。
　　“未來，城市規劃者考慮的不應僅僅是北漂族的問題，其他城市居民同樣有類似的困擾。”李溪喧表示，一座城市要有與其相匹配的生活便利性和親和度，建設衛星城鎮非一朝一夕，但可以先把已有的城市片區建設好，各種功能的建筑布點、各項城市設施的安排要均衡。


　　5年搬了10次家


　　他告訴中新網記者，“當初簽了合同，每個月房租800元，押一付二，我一次性交了2400元，大概住了一個多月后，中介說要漲50元房租，為了息事寧人，我都交了，大概到了第三個月，中介又說要漲管理費。”
　　例如，大城市的高房價帶動房租上漲的現象，在張智新看來，這是城市發展的必經階段，而中國恰恰處在這個周期上，他說，“北漂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人的選擇，包括房租、搬家的困擾是需要去主動承擔的。”

　　位于北京西北五環外的唐家嶺村，曾經居住著上萬名在京務工的大學畢業生，據媒體報道，當年唐家嶺的本村居民只有約3000人，卻居住著4萬到5萬人，幾乎全是落腳在合法或違法建筑內的大學畢業生。
　　去年11月20日，她在微博上紀念自己北漂生活的第10次搬家，她表示，“酸甜苦辣的搬家經歷讓我變成大力士，讓生活變的堅硬。”


　　但張智新和李溪喧都一致認為，有些問題并非是通過規劃就能很快解決的。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以租客的身份，不斷在北京城里遷徙。
　　而吳偉從他所遇到過的北漂族中觀察發現，房東和中介的問題，甚至小兩口鬧分手，都可能造成他們頻繁的搬家，他透露，“也有人最終買了房，終于結束了租房的生活。”　
　　頻繁搬家是奮斗的成本？
　　2012年夏天，吉林人李潔敏結束了她的大學生活，決定來北京尋找工作機會。最初，她選擇租住在北三環外的一間10平米房里，另有兩人一起合租，那時她的租金是600元。
　　但張博沒想到的是，在他剛搬進雙橋附近不到三個月，房租連續跳漲了兩次。
 


　　“叫車搬家總會遇到司機爽約的情況，他就告訴你車壞了，要去修，讓你再去找。”吳懷說，大眾搬場，剛開始東西少，一輛金杯面包車就夠了，現在則需要帶著大概10箱行李東奔西走。
　　遭遇黑中介
　　張博了解到這家中介公司沒有營業執照后，才意識到自己遭遇了所謂的“黑中介”。白天要工作，晚上還要和中介扯皮，這讓他感到身心俱疲。



　　她對中新網記者說，“我覺得人賦予搬家的定位和情感不應該是噩夢，而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作別舊物，寄予生活新的期待，而不是在遷徙的過程中就開始翻白眼。”